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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笃信天命，以为天命在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以为自己可以无所不为。

《庄子》谓：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吕氏春秋》则专列有《贵生》篇论生命的养护。

贵身论的出场是先秦时期人文觉醒的思想表征之一。除非有烈士之勇，大多数人对死亡充满着恐惧。总之，贵身论大抵可以被视为先秦思想家们的一个根本信仰。道家所谓退身、忘身等亦须辨析。这种保身全生观念仍然是沿着杨朱重生思想的路线走的。

春秋晚期以降，伴随着牛耕、铁制农具的运用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度逐步确立。三、贵身与尊心的关系当然，在先秦思想史上，约略从春秋晚期始贵身论遭遇到了新的思想史语境。如所周知,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已经提到中国哲学,但是他对中国哲学的评价并不很高。

事实上,他并没有把中国哲学看作他心目中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这一问题之成为问题,从根本上说涉及对哲学的理解:哲学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观念系统才算是哲学?哲学除了共同的品格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具有多样的、特殊的表现形态?对于西方哲学的主流来说,他们所承认的哲学似乎就是一种单一的形态,这就是西方自古希腊演化而来、取得现代形式的哲学。以承认与认同的统一为进路,历史的反思与理论的沉思、世界哲学的视域与个性化的探索、普遍的问题与多元的智慧在中国哲学的当代延续中将不断互动。既然哲学是来自西方之学,则中国哲学一旦被归入哲学,便意味着把中国哲学西方化了。

中国哲学尽管表现为非常独特的探索智慧的形态,但是就其从智慧的层面追问世界、追问人自身存在的意义而言,它无疑又归属于哲学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从更实质的层面来说,这里又涉及哲学的历史与哲学的理论之间的关系。

对他而言,孔子所表达的不过是一些常识道德而已,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广而言之,智慧之思或哲学形态的多样性和差异,往往体现于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尽管随着近些年华裔学者逐渐在北美一些大学任教,也开始出现了在某些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的情形,但对于主流的哲学系统来说,中国哲学仍然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并不承认中国哲学是哲学这个大家庭或共同体中的成员。相对而言,西方哲学从早期便比较注重逻辑的分析和逻辑的推论,中国哲学则较多地在辩证思维、体悟、体认等方面呈现自身的特点。

承认,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范式而发生的问题;认同,则是本土意识的提升和强化之后发生的问题,尽管缘由不同,但二者又有相通之处,这种相通具体便表现为对中国哲学是否可以视为哲学这一问题的质疑。通常研究、教授中国哲学的,大部分分布在宗教系、东亚系等之中;也就是说,主流的西方哲学并没有把中国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形态来对待。这一问题背后的逻辑前提是:哲学这一概念来自西方,哲学形态也源自西方。能所关系与主体、客体尽管不能简单对应,但前者所内含的认识论意义,与后者无疑并非毫不相关。

这一事实从一个方面表明,中国哲学之中包含着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内容,从而既无必要、也不应该将其完全隔绝于哲学的形态之外。笔者在以前的一些文章中也曾涉及这个问题,这里再简要地提一下。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在当今西方主流的大学、特别是英美大学的哲学系中,中国哲学总体上并没有成为研究、教授的对象。当然,对具体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来说,其研究的进路可以有所侧重,如有的也许偏重于历史的视角,有的则可能着重于理论内涵的探讨。

作为关于性与天道的智慧之思,中国哲学无疑也应理解为哲学的一种独特形态。以上理解的前提,是以中国哲学为哲学。按其本来形态,何为中国哲学与如何研究中国哲学这两个问题总是彼此相关,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的历史形态和它的理论内涵无法截然分开。随着中西哲学的相遇,不同传统中形成的观念、思想的相互激荡、彼此影响逐渐成为可能。哲学按其本义表现为对智慧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探求。从形式的方面看,中国哲学表现为既成形态和生成过程的统一。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中国的学界、学人的民族意识、学术自觉也在不断地增长,与之相联系的是不断地突出中国哲学的民族特点或本土特点。从中国哲学的研究看,在讨论用什么方式来把握中国哲学这个问题的同时,对中国哲学本身的存在形态也需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事实上,自中国哲学取得现代的学科形态后,在胡适、冯友兰等对中国哲学的疏理、阐释中,都可以看到以上两重视野的交错、渗入。在肯定中国哲学在智慧之思上的独特趋向的同时,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它的哲学品格。

这种互动将既赋予中国哲学以世界性的意义,又使之具有个性的品格。一般而言,研究的范式和研究的对象总是相互关联,对象的存在形态,同时规定了我们用什么方式去把握这个对象。

换言之,它首先是理论形态,然后才成为历史中的对象,并获得历史品格。从哲学的定位看,尽管在侧重点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确乎有不同特点,但正如侧重某一方面并不意味着排斥另一方面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侧重的不同,而完全否定其中某种形态为哲学。片面地用某种本土意识把中国哲学与哲学这一形态分离开来,既显得过于狭隘,也无法真切地把握中国哲学的内涵。由此,便发生了承认的问题。

但在总体上,似乎难以把两者截然分开: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的是有历史的哲学和有哲学的历史。中国哲学很早就区分了为学与为道,在区别于为道这一层面,为学涉及经验领域的对象,为道则以性与天道为指向,后者属于广义的智慧之域。

同样,《易经》虽然涉及抽象的思想,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如此等等[1]道家重视人作为个体的生命存在价值，肯定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上本身的存在价值，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关注人生的肉体与精神的各种感受，重视现实中人的精神超越，并提供旨在延长生命过程的养生之道，将自然规律和个人命运握于掌中，悟透生死，还虚合道，最大限度的开发人的生命潜能。

老子以道垂统而教天下，人能得其一隅则可以治国，可以用兵。就整个社会群体而言，强可为儒，弱可为道。

道家认为，一个人在精神上超然于外物，心灵超脱形体的局限将获得充分的自由,于静定中体悟自己的自然本性，与道契合为一，进入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庄子·天地》）的境界。[2] 方立天：《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老子·五十九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出世的超越需求需要满足，失意者也需要精神的关怀和抚慰，不如意之时也需要宣泄和精神的慰籍。

道家以及后来再次基础上发展成的道教，为上述人生的需求提供了理论指导。基于重道德的人生观，儒家往往把人格价值、道德价值置于人的生命价值之上。

[4] 胡孚琛：《道学通论》，8页。*本文第一次发表于《河北学刊》2006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6年第10期转载。

老子说：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儒家的进取精神和现实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追求的是现实的道德的永恒价值和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